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互惠：以中越边境猛硐瑶寨为例邓玉函夏福立瑶族文化今天
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互惠——以中越边境猛硐瑶寨为例
邓玉函夏福立
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从跨界人类学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了中越边境茶叶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形式、组织架构。认为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强化了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而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建构了区域命运共同体。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跨界流动；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文化共享；民心相通
作者简介：
邓玉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边疆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聘研究员。
夏福立，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学生；研究兴趣：中越跨界瑶族、瑶族文化产业发展、瑶族互联网志。
一、研究缘起
互惠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形态，其往往反映出一定的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人类学民族学对于互惠的研究形成了以聚落圈层、社会结构为切入点的“库拉”“礼物”等研究特点。如人类学家莫斯认为库拉是一种“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是互惠关系的一种［1］xix；马凌诺夫斯基明确提出互惠（reciprocity）原则以解释地方经济交易体系［2］46；莫斯则开启了人类学对礼物互惠研究的热潮，强调“物本身是有活力的，基于相互性的赠礼”以及个体及群体间相互进行全面的“礼物——交换道德”。［3］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强调族群间的边界维持在两个族群单位之间，一套有限的文化特征保持了族群界限。但并不意味边界是隔离的，因为文化实体的文化因素影响着族群内不同群体同边界有着连续的组织化的联系。［4］而这一单位往往受互惠关系粘合。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国家界线的明晰，不同国家、地区边界区“物”“人”的双向流动及边民跨国实践愈发正常化、合法化、频发化、规范化，这和作为主体角色的边民之间的互惠往来密不可分。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诸多跨国族群的互动呈现出开放和谐、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5］进一步研究边民互惠的重要性就在于夯实“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
（天保口岸南温河）
学界在边民互惠研究方面已取得诸多进展。卢成仁认为帮工、换工的生活和生计互惠模式是中缅边境村落共同体重要基石。［6］贺佳乐认为中老边境边民节日、习俗互惠具有扩大社会关系、增加贸易机会的功能。［7］中越边境边民互惠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周建新认为边民互惠既是“人情”交换，也是“利益”分享。［8］曹贵雄认为边民互惠具有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特点。［9］何清新则从民间艺术跨境视角，认为创造新的“互惠式的传播”使得艺术主体具有“超越”意义。［10］上述成果反映了互惠研究的边境多维度转向，侧重传统生活生计的作用表现以及人情特征研究，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边民互惠中现代生产技术跨界运用、跨国市场组织生成以及整个过程中所生发的文化特性。为此，笔者以茶叶跨界流动为载体，瑶族边民为研究对象作相关探讨。因为物的流动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互惠的重要基点，物的跨国流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边界联系”。对于物的流动及其背后文化内涵的探讨，重点要放在物自身，其次是交换，［11］1~5更要看到物的双向流动与边民互惠过程、层次。再者，选取瑶族边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瑶族是迁徙性民族，广泛分布中越边境地区。历史上，瑶族为寻找生存空间、获得耕地、因贸易交往等原因前往越南，具有“有来有往，双边互动”的规律。［12］且茶叶在中越瑶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边民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广植于边境地带。茶叶的、民族的跨界分布格局明显。而以往关于跨境瑶族的研究却很少提到边民的互惠，故本文就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传统互惠、生产性互惠、组织架构、文化共享特性作相关探讨。
笔者于年8月、11月，年5月、10月先后四次到中国天保口岸及猛硐瑶族乡的响水、小响水、龙头、垮土、长地等瑶寨开展田野工作。猛硐瑶族乡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西南部，东北与国家一级口岸天保口岸接界，东与越南河江省老寨、南汀接壤，现有瑶族户，人口人。由于历史原因，迁徙到此的瑶族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都有分布，以猛硐居多，分布于中越边境线的瑶族有着相通的族源、语言、文化习俗等。早在清朝时期，茶叶就是猛硐瑶族人民驮运到越南河阳（今河江）换回食盐的外贸商品。今猛硐瑶族乡仍有几百年的老茶树，老山茶还荣获中国云南省首届春茶交易会铜奖。［13］~在双方瑶族互动往来中，茶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日常礼尚往来的茶俗（围坐火塘烤茶吃、饭桌茶习酒礼）、共享的婚俗茶礼等。
二、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传统互惠表现
（阿蚌壮寨妇女边民、龙头瑶寨婚宴，拍摄于年8月、11月）
以往人类学民族学互惠的研究多限于生活性、生计性互惠，后逐渐